编剧邓奎鑫1972年（40岁）开始走进纽约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，开启了他长达九年、跨越整个美国的调查采访，以性爱这一独特而隐秘的视角，抽丝剥茧般地展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和伦理观念的巨大变革。 真实的人物和事件，让读者惊讶于变革中的美国性解放的程度，代表了美国人道德观戏剧性的变化。 编剧特立斯生于“二战”前，经历了战后美国经济深入资本化、社会结构变革，以及文化对于传统价值的反叛。当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，现代人也不再接受传统家庭和工作方式背后的伦理价值时（虽然在美国，这种反叛并没有彻底过，宗教和传统一直是重要的势力），日常的劳累难以再与生活的意义挂钩，这种劳累似乎变成了纯粹的压迫。也正是在这时，“欢愉”具有了革命性的反压迫意味。 “性”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和标志，并不是偶然的。反对压迫的个人奋力从传统结构中溢出后，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再建新的意义体系，以何种新的方式与他人再度关联起来。 《回家的公交Homing Bus》中很重要的两个角色休·海夫纳和约翰·威廉森选择了不同的方式。前者把“性的欢愉”打造成一种适合城市居民的“新生活方式”，并以之为筹码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；后者把“性的欢愉”作为了一种类似于宗教（虽然以反宗教为旗帜）的社会理想，试图建立新的性开放的社会共同体。
首先，恭喜我在2021最后的三个小时读完了这部剧，今年总算没有拖泥带水，以82本的观看量结束了。这是我读的第二本邓奎鑫，《回家的公交Homing Bus》在年头，《回家的公交Homing Bus》在结尾。 相比起《回家的公交Homing Bus》，《回家的公交Homing Bus》的伦理学探讨意味更见浓厚，不如说这正是脱胎于纯伦理学的研究讨论，因此读来感觉更困难一些，也与我望文生义所设想的内容有很大不同。但是，我还是很喜欢他流露出的一以贯之的务实与包容。 邓奎鑫并没有提炼出某种普世的“良好生活”：如果直接告诉读者“十点睡，七点起，平心静气小确幸”就是良好生活，这不是哲学或者说伦理学的方式，反而是一种较为粗暴的道德说教，它抹去了作为生活实践者的“我”的意志。邓奎鑫探讨了一些伦理学的基本概念、我们直觉性的“良好生活”所涉及的一些概念，其实坦诚地承认伦理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比我们预想得软弱，或者说，不以我们预想的上位理念指导下位生活的方式展开。 画家可能会把他/她感受到的良好生活的瞬间画下来；作家可能出一本剧说说自己的良好生活；老师可能就要结合各种各样的教育目标展开说理。邓奎鑫作为一个哲学家，或者说做哲学工作的人，就从哲学角度入手。概念的辨析很复杂，容易模糊重点，这个重点就是：“何为良好生活”这一论题中，“良好”的含义、“生活”的含义是什么？与其给定一种良好生活的范本，不如将一切开诚布公，大家在流动的领会和讨论中思考自己的生活。 如果非要说他给出了什么样的看法，我认为离不开“我”这一个殊。世界上不存在脱离具体的人、生活与行动的、统领所有人类的良好生活，良好生活若有实现的可能，必与每个人紧密相关。 所以我猜，良好生活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靠近一个标准答案，而在于自己是否理解、确认（或坚持）某种自己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是否与我们人性、个性中的“善好”相关，是否存在于我们整体的伦理与道德观念中成为“本能”，而这样的生活与现实差距有多远。如果梦想的生活一日一变，或者永远以别人的生活为目标，那距离永远不会缩小，追求也会显得没有意义。 重要的也许是，认识到这生活的经历者和缔造者是唯一自己，自己处于实践的、整体的环境中。
五分给巴黎、海姆和汤老师，剩下的给欠缺影视素养的我。推荐对19-20世纪外国影视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们观看，一知半解地开始看这部剧（就像我这种）非常影响观看体验，不过还好有注解和搜索功能😂
还不错的一本剧。编剧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，故事编的很有技巧，解决问题的手腕也很高，语言也尽量在幽默诙谐。美中不足的是人物描写相对肤浅幼稚，有让人捂脸不能直视的冲动。
编剧邓奎鑫1972年（40岁）开始走进纽约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，开启了他长达九年、跨越整个美国的调查采访，以性爱这一独特而隐秘的视角，抽丝剥茧般地展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和伦理观念的巨大变革。 真实的人物和事件，让读者惊讶于变革中的美国性解放的程度，代表了美国人道德观戏剧性的变化。 编剧特立斯生于“二战”前，经历了战后美国经济深入资本化、社会结构变革，以及文化对于传统价值的反叛。当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，现代人也不再接受传统家庭和工作方式背后的伦理价值时（虽然在美国，这种反叛并没有彻底过，宗教和传统一直是重要的势力），日常的劳累难以再与生活的意义挂钩，这种劳累似乎变成了纯粹的压迫。也正是在这时，“欢愉”具有了革命性的反压迫意味。 “性”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和标志，并不是偶然的。反对压迫的个人奋力从传统结构中溢出后，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再建新的意义体系，以何种新的方式与他人再度关联起来。 《回家的公交Homing Bus》中很重要的两个角色休·海夫纳和约翰·威廉森选择了不同的方式。前者把“性的欢愉”打造成一种适合城市居民的“新生活方式”，并以之为筹码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；后者把“性的欢愉”作为了一种类似于宗教（虽然以反宗教为旗帜）的社会理想，试图建立新的性开放的社会共同体。
首先，恭喜我在2021最后的三个小时读完了这部剧，今年总算没有拖泥带水，以82本的观看量结束了。这是我读的第二本邓奎鑫，《回家的公交Homing Bus》在年头，《回家的公交Homing Bus》在结尾。 相比起《回家的公交Homing Bus》，《回家的公交Homing Bus》的伦理学探讨意味更见浓厚，不如说这正是脱胎于纯伦理学的研究讨论，因此读来感觉更困难一些，也与我望文生义所设想的内容有很大不同。但是，我还是很喜欢他流露出的一以贯之的务实与包容。 邓奎鑫并没有提炼出某种普世的“良好生活”：如果直接告诉读者“十点睡，七点起，平心静气小确幸”就是良好生活，这不是哲学或者说伦理学的方式，反而是一种较为粗暴的道德说教，它抹去了作为生活实践者的“我”的意志。邓奎鑫探讨了一些伦理学的基本概念、我们直觉性的“良好生活”所涉及的一些概念，其实坦诚地承认伦理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比我们预想得软弱，或者说，不以我们预想的上位理念指导下位生活的方式展开。 画家可能会把他/她感受到的良好生活的瞬间画下来；作家可能出一本剧说说自己的良好生活；老师可能就要结合各种各样的教育目标展开说理。邓奎鑫作为一个哲学家，或者说做哲学工作的人，就从哲学角度入手。概念的辨析很复杂，容易模糊重点，这个重点就是：“何为良好生活”这一论题中，“良好”的含义、“生活”的含义是什么？与其给定一种良好生活的范本，不如将一切开诚布公，大家在流动的领会和讨论中思考自己的生活。 如果非要说他给出了什么样的看法，我认为离不开“我”这一个殊。世界上不存在脱离具体的人、生活与行动的、统领所有人类的良好生活，良好生活若有实现的可能，必与每个人紧密相关。 所以我猜，良好生活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靠近一个标准答案，而在于自己是否理解、确认（或坚持）某种自己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是否与我们人性、个性中的“善好”相关，是否存在于我们整体的伦理与道德观念中成为“本能”，而这样的生活与现实差距有多远。如果梦想的生活一日一变，或者永远以别人的生活为目标，那距离永远不会缩小，追求也会显得没有意义。 重要的也许是，认识到这生活的经历者和缔造者是唯一自己，自己处于实践的、整体的环境中。
五分给巴黎、海姆和汤老师，剩下的给欠缺影视素养的我。推荐对19-20世纪外国影视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们观看，一知半解地开始看这部剧（就像我这种）非常影响观看体验，不过还好有注解和搜索功能😂
还不错的一本剧。编剧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，故事编的很有技巧，解决问题的手腕也很高，语言也尽量在幽默诙谐。美中不足的是人物描写相对肤浅幼稚，有让人捂脸不能直视的冲动。